伯爾曼
編輯: 問法網(wǎng)小編
2015-07-25 17:48:58
閱讀數(shù)：1080
導讀:伯爾曼是世界知名的比較法學家、國際法學家、法史學家、社會主義法專家，當代美國最具世界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，以及法與宗教關系領域最著名的先驅人物。他對中國當代法學界也產(chǎn)生過重大影響，是中國法學界比較熟悉的外國法學家。
一、個人簡介
哈羅德·J·伯爾曼（Harold J. Berman） 美國當代著名
法學家。
1918年 出生于美國康涅狄格州的
哈特佛市（Hartford）。
1947年，29歲的伯爾曼在耶魯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，轉年即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任教。到1985年，他去了愛莫蕾法學院，直至去世。
2007年11月13日在紐約逝世，享年89歲.
伯爾曼是當代美國最具世界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，世界知名的比較法學家、國際法學家、法史學家、社會主義法專家，以及法與宗教關系領域最著名的先驅人物。他對中國當代法學界也產(chǎn)生過重大影響，是中國法學界比較熟悉的外國法學家。
伯爾曼的專著被譯為中文的有兩部，也可以說是其代表作：《法律與宗教》和《法律與革命-西方法律傳統(tǒng)的形成》。 他的重要著作還有《信念與秩序：法律和宗教的諧調》《法律與第二次革命：新教改革對西方法律傳統(tǒng)的沖擊》等。
伯爾曼教授獲得了許多名副其實的榮譽。他著作等身，共
出版了25本專著，發(fā)表過400多篇學術論文。為他贏得最高學術聲譽的是《法律和革命：西方法律傳統(tǒng)的形成》（1983），他的這部代表作被譯成了德、法、中、俄、波蘭、西班牙、意大利和立陶宛語，而他的其他作品被譯為他國語言的總和達到20種。他的重要著作還有《信念與秩序：法律和宗教的諧調》《法律與第二次革命：新教改革對西方法律傳統(tǒng)的沖擊》等。
對中國法學界影響最大的，是他的一個演講錄《法律與宗教》。伯爾曼曾在眾多國家開設講座，發(fā)表演講。
作為當代最杰出的社會主義法專家，他去蘇聯(lián)和俄羅斯考察就達40
多次。1982年和2006年，伯爾曼兩次來過中國。
四、個人法律思想
正如某些論者所指出的，伯爾曼教授這一代學人往往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，是對西方文明的整體憂患，也是對世界文明的一種憂患。1920年，當?shù)聡俏粦n世傷生的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，帶著他的騎士風度，以56歲的學術壯年離開人世的時候，伯爾曼才兩歲。而早在1916年，伯爾曼出生前兩年，韋伯就提出了震動后世并深刻影響20世紀學術思想的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”命題。韋伯認為，資本主義革命之所以在西歐發(fā)生并且成功，是因為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的發(fā)生做好了精神準備。
這一思路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成就（如理想類型、價值無涉等）
相冊(4張)
深刻地影響了后來的學人，伯爾曼是韋伯在法學領域產(chǎn)生巨大影響力的一個典型象征。
但是，伯爾曼教授受韋伯的影響，他們具體的研究路徑以及研究結論卻涇渭溝渠。韋伯所有思想的核心命題，元概念是世界的理性化；而他對理性化利弊的深刻洞見，使他幾乎成為一個痛苦分裂的思想家。在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的結尾處，韋伯有過一個著名的預言：“沒人知道將來會是誰在這鐵籠里生活；沒人知道在這驚人的大發(fā)展的終點會不會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現(xiàn)；沒人知道會不會有一個老觀念和舊理想的偉大再生；……這個文化的發(fā)展的最后階段：‘專家沒有靈魂，縱欲者沒有心肝；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。’”也許，伯爾曼一生都在回應韋伯這一悲觀的預言。
伯爾曼教授在韋伯所謂的世界祛魅之路上踽踽獨行，力圖尋找到克服理性化以至僵化的方法。他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傳統(tǒng)延續(xù)，于是他想到了古代傳統(tǒng)在現(xiàn)代的可能再生，以及因此而對理性化負面的可能抗拒。他從中世紀的教會法、民間法、習慣法以及商法中，尋找軟化當代世界僵硬的官僚化統(tǒng)治的法門。他尤其從宗教信仰及其儀式中尋找法的神圣淵源，以及支撐它的心靈根基。
“法律必須被信仰，否則它將形同虛設。”這句可能在中國法學界引用率最高的話，其背后所表達的伯爾曼的學術思想是，法律與宗教分享著許多共同的內核，例如普世性、傳統(tǒng)性、權威性、儀式性，法律“不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，而且還包含了他的情感，他的直覺和獻身，以及他的信仰”。這回應了韋伯的祛魅命題，于當代中國法治的酸甜苦辣，亦可謂對癥之藥——也正是《法律與宗教》暢行于中國法學界的深層原因。
伯爾曼深知要從鐵籠中脫困的難度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不愿意僅僅停留在批判上，而是像他的前輩韋伯一樣，要做一個預言者。他在批判當代法祛魅化的同時，積極構想可能保持人們法律情感的方法。他想到的是世界法以及公民社團這兩條路徑，他充滿信心地宣告，人類進入第三個千禧年，各個民族本有的神意歷史在存異卻未必求同的基礎上，將獲得各顯風采的世界法。這種重提歷史法學的路徑，與一般的全球化論者自然大不同，而與當代諸多中國法研究者心有戚戚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伯爾曼教授已溘然長逝，他所構想的世界法尚未見其跡，韋伯的深刻悲觀依然高懸在我們頭頂。但是，我們毫無疑問地應當感謝伯爾曼教授，感謝他對人類未來仿如信仰的善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