禁止權利濫用原則指一切民事權利的行使，均不得超過其正當界限，否則即構成權利的濫用，應當承擔責任。權利的行使，原則上應當依照權利人的自由意思，不受他人干涉。但是，任何權利的行使都應當有一定程度和范圍。如果權利的行使完全無視他人和社會利益，則違反了權利存在的宗旨。禁止權利濫用原則是誠信原則的當然內容。
(1)公民、法人可以充分自主地行使自己的各項民事權利，實現(xiàn)并享受自己的利益，同時不得侵犯其他民事主體的合法利益。
(2)公民、法人的民事權益受到侵犯，依法可以進行自力救濟或者公力救濟。
權利濫用即權利人在行使權利時，超出權利本身的正當界限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行為。權利濫用的特征在于行為人原本享有該權利，行使該權利是正當、合法行為，但在行使權利時，行為人有意超越權利的目的和社會所容許的界限，對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權利造成損害，應當為法律禁止。
關于禁止權利濫用的法律觀念最早見于羅馬法，盡管羅馬法有“行使自己之權利，無論對于任何人，皆非不法”的法諺，但同時，羅馬法也存在不少限制以損害他人為目的行使權利的事例，尤其在相鄰關系問題上，對于有害鄰人的所有權之行使，認為違法。自由資本主義時期，由于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潮盛行，個人權利被視為與生俱來，不可剝奪的權利，如所有權絕對就被視為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。這一時期也有極少的法律對權利行使進行了適度限制，但更多的是強調絕對權利保護，對禁止權利濫用缺乏系統(tǒng)的理論與規(guī)定。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，經(jīng)濟危機頻發(fā)，社會生活更加復雜，各種社會矛盾激化，尤其是個體權利與社會利益矛盾激化，客觀要求國家干預經(jīng)濟生活，對絕對的個人權利加以限制。而當時絕對規(guī)則主義下的法律以明確性、穩(wěn)定性著稱，面對社會生活的復雜化顯得無奈與滯后。于是，為滿足社會現(xiàn)實的需要，模糊但應用靈活的禁止權利濫用原則應運而生。
1896年《德國民法典》第226條規(guī)定：“權利之行使不得專以損害他人為目的”。1907年《瑞士民法典》第2條規(guī)定：“明顯的濫用 權利，不受法律保護”。1919年《魏瑪憲法》第153條規(guī)定：“所有權負有義務，其行使應同時有益于社會公共利益”。如美國法學家埃爾曼教授所言，“今 天，大多數(shù)法律制度都在試圖對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表現(xiàn)加以控制，控制的方式是通過法院判決或立法發(fā)展出一種廣泛而略失雅致地稱作‘濫用權利’概念。”禁止 權利濫用遂成為一項世界范圍內的權利行使原則。我國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，天然地應以社會為本位，當然的接受了這一原則。1982年《憲法》第 51條規(guī)定：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，不得損害國家的、社會的、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與權利。”其他部分的部門法貫徹了這 一原則，如《民法通則》第7條也有禁止權利濫用規(guī)定：“民事活動應尊重社會公德，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。”
禁止權利濫用原則外在表現(xiàn)為對權利使用加以一定限制。然而如約翰•洛克所宣稱，“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，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。”法律 禁止權利濫用并不是為了對權利施加限制，其深層次的目標是為了保護和實現(xiàn)權利。法律禁止權利濫用是一種積極捍衛(wèi)權利的手段，它是為權利而限制權利，與法律 保護權利可謂一體兩面。
社會中不同類型、不同主體的權利交織在一起，使權利沖突的可能性必然存在，這就需要考慮權利的兼顧與均衡問題。對可能發(fā)生沖突的權利之 行使，法律可以明確規(guī)定一適當界限，要求權利行使不得超出此界限，從而避免沖突的發(fā)生，實現(xiàn)權利間的和諧共存。但社會生活的復雜性與變動性，使得權利行使 的具體形態(tài)復雜多樣，明確的法律規(guī)定相對顯得不周延與滯后，導致權利間的沖突在一定情況下不可避免。同時法律追求正義之旨，客觀要求其解決這些沖突以恢復 個體正義。禁止權利濫用原則要求權利行使不超出抽象的“正當界限”，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權，從而有效地克服了法律規(guī)定的有限性與社會關系的無限性、法律的正義性與法律具體規(guī)定在特殊情況下適用的非正義性之間的矛盾，實現(xiàn)權利沖突的解決，使正當權利均得到充分保護。
權利作為民主社會的價值取向是 與這個社會的其他價值目標息息相關的。權利與秩序、安全、平等等社會價值一直是人類生存與發(fā)展的基本需要。一般而言，權利是理性的，不會對秩序、安全等社 會價值構成危脅；但權利常具有非理性的一面，其行使可能與秩序、安全等社會價值追求相矛盾，甚至可能形成尖銳沖突。當沖突發(fā)生時，不受約束或超越界限的權 利常會擾亂秩序，危害安全，違背公平正義。為減少它們之間的對立或沖突，保證多種社會價值的共同實現(xiàn)，限制權利，禁止權利的濫用是一有效方法?？梢韵胂螅?若失去安全這一生存的基本條件，就不可能還有權利的存在；若社會一片混亂，沒有秩序可言，權利也就失去了兌現(xiàn)的條件；人與人之間若不平等，權利便只能是部 分人的權利。同樣，若權利濫用，必損害安全、秩序等社會價值，則權利將僅停留在法律文字之上而不能進入實然狀態(tài)。
權利不僅與其他權利，與安全、秩序等其他社會價值是相對的，且與社會責任也是相對的。權利的行使與責任緊密相聯(lián)，社會生活中權利與責任是對立統(tǒng)一的。一方面，責任是 對權利的制約與限定；另一方面，責任又是對權利的保護機制。一定自由權利總是與相應義務或責任構成一個統(tǒng)一體，責任是自由權利的題中之義，兩者密不可分。 人們行使權利時不得為所欲為，必須考慮自己行為的法律后果。個人行使權利時要對他人、對社會負責，只有重視并能夠承擔起相應社會責任的人方有資格充分享受 權利。當權利與社會責任不能并存時，為使人們不至于只注重權利而忽視責任，法律總是通過限制權利行使來促使人們對社會責任的承擔。從當今世界立法看，因為 社會責任而對權利行使加以限制，要求人們不得濫用權利可謂普遍存在。如對生育權的限制，對自然資源開采權的限制等，就是基于相應的社會責任考慮。當權利與社會責任相沖突時，以犧牲一定權利為代價來保證社會責任的承擔，表面上是削弱權利，加強責任，但實質上仍是保護權利的需要，責任的履行恰恰是實現(xiàn)一定權利的前提。
法律規(guī)定可分為確定性與模糊性兩種。確定性規(guī)定詳盡、具體和全面地規(guī)定了權利義務承擔者的行為條件，沒有給司法機關運用自由裁量權具體地、個別地調整社會關系留下余地。而模糊性規(guī)定并不對權利義務各方的行為模式和 保證手段的內容及要件作十分確定的、詳盡無遺的規(guī)定，而是運用模糊概念，授于司法機關以自由裁量權、考慮具體情況解決問題的權力。禁止權利濫用原則表現(xiàn)為 模糊性法律規(guī)定，因而運用禁止權利濫用原則時，需要法官在立法所確立的基本價值指引下，依據(jù)不同的實際情況，對這些規(guī)定進行創(chuàng)造性的解釋。禁止權利濫用原 則有利于克服法律規(guī)定的有限性與社會關系的無限性、法律的正義性與法律具體規(guī)定在特殊情況下適用的非正義性之間的矛盾，保護權利得到充分實現(xiàn)。但禁止權利 濫用原則授予自由裁量權的運用也有其另外一面：可能導致權力濫用，最終損害權利。
禁止權利濫用原則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，正是針對缺乏明確法律規(guī)定的種種情況，故該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只能以不違背立法精神為宗旨，而立法精神本身亦不是清晰的規(guī)范，導致自由裁量權的“自由度”基本上由法官主觀把握，缺乏約束。如在禁止權利濫用的法律規(guī)范中有著諸如 “公共利益”、“正當”等模糊概念，這需要法官去自由裁量，而“公共利益”含義甚多：一定共同體的利益、公共福利、社會秩序、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等，對這些含義則因時代、地點不同而又有不同解釋。“正當”就更為主觀，更難以把握。這就難保司法機關不會按自身的利益和政策來解釋“公共利益”，化“不正當”為“正當”。
司法權的獨立性，決定其不會象其他公權力一樣受外界分權制約，司法領域幾成一“獨立世界”，主要的制約也是來自司法權內部。自由裁量權作為司法權的一部分，也相應享有這種高度獨立性，而內部的制約主要是審查“合法性”而非“合理性”，這也就決定了自由裁量權所受限制甚微，在外部看來更是難以限制。
保護權利是法官的義務，是其應履行的職責。自由裁量權給了某些法官以機會，可能以 “禁止權利濫用”為借口限制公民權利，達到減輕自己職責的目的。如現(xiàn)在許多法院對許多小金額訴訟不愿立案受理便有此種因素在內。權力的運用既可以達到為公 的目的，也可以達到為私的目的，一旦掌權者出于私欲而運用權力，權力便自然而然改變公的性質，變成滿足掌權者私欲的工具。孟德斯鳩說得好：“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”我們不宜對基本人性及人的認識能力抱過分樂觀的態(tài)度。
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猶如一柄雙刃劍，使用適當，將使權利得到更充分的保護；若使用失當，則可能壓制、減損權利，甚至消滅權利。禁 止權利濫用原則這種自身的矛盾性，決定了其應遵循有限使用的準則。此處所謂“有限使用”主要體現(xiàn)在兩方面：一是立法方面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只能在必需的領 域被規(guī)定為明文法律原則；另一是司法方面，法官運用該原則應合法、正當。
客觀而言，“禁止權利濫用”實實在在地約束著權利，被劃歸“濫用”的區(qū)域越小，權利行使的空間便越大，兩者可謂此消彼長。另外，禁止權 利濫用原則產(chǎn)生于對絕對私權利加以限制的需要，歸根到底是由于權利之間，權利與其他社會價值、社會責任之間的沖突，尤其是個體權利與社會利益之間的沖突， 故“禁止”應以消除這些沖突為限，沒有理由擴大化。因而在立法上，只有在個體權利與社會利益沖突頻繁，明確的法律規(guī)范難以窮盡沖突解決的情況下，才有必要 將其由應然的權利行使準則上升為法律原則。我國在立法方面較好的做到了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的有限使用，除《憲法》第51條規(guī)定外，部門法中則主要是民法明確 了這一原則，《民法通則》第7條，《合同法》第7條，《著作權法》第4條、《專利法》第5條等條文便體現(xiàn)了禁止權利濫用的立法意圖。
在司法領域，首先必須強調禁止權利濫用原則使用的“合法”性。就法律未作具體規(guī)定的個體權利與社會利益關系發(fā)生爭訴時，法官可以把禁止 權利濫用原則作為審判規(guī)則。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要作為審判規(guī)則來限制權利，其前提是該原則要在法律中有明確規(guī)定或明顯體現(xiàn)，是明文法律原則而不是應然原 則。法律通過保護性規(guī)定與限制性規(guī)定，正式確認權利，權利一經(jīng)法律確認，即由應然權利轉變?yōu)?a href="/wiki/term-11538.html" target="_blank">法定權利，而對法定權利，只有法律方能加以限制，其他一切限制 都是違法的，都將導致對權利的貶損。故權利使用之禁止必須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(jù)。法官沒有法律依據(jù)下的“禁止權利濫用”，實質是一種越權行為。 其次，運用禁止權利濫用原則時必須注意“正當”性。正如德沃金所言：“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證明它所做的任何事情的正當性，特別是當它限制公民自由的時候。法官在準備“禁止權利濫用”時，都必須考慮禁止之正當性，確保不偏離保護權利的價值目標。這就要求對一般權利平等對待，不得因權利的主體不 同，權利表征的經(jīng)濟利益大小有別而厚此薄彼；要求對整體利益的優(yōu)先性有正確認識，只有在極特殊情況下（危及國家安全、民族安危時），限制個體利益以保障整體利益才具有正當性，且需以尊重個體權利為前提，并應有明確限制量度的規(guī)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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